美眉

通过转移支付、社会救助、社会救济、社会捐赠等方式不断提高贫困、残疾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。

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发展活力 坚持以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。为此，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，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联动效应，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。

稳步扩大规则、规制、管理、标准等制度型开放，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制度性变革。这就需要牢牢把握基本国情，深刻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基本经验和规律，深入研究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，在前进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，形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。在新的历史起点将改革开放推向前进。以推进高水平开放增强发展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内容提要：坚持深化改革开放，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原则。

海南日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开放 。争取到2025年，服务贸易额占外贸总额比重由2019年的14.6%提高至20%以上;大幅提升我国知识产权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;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，促进双边、多边服务贸易合作。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就应该对捆绑销售等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再做结论。

这是一种数字化的系统性危害，比拒绝交易、自我优待本身还更应该受到关注。在数据收集与处理、算法、软件的强大功能驱动下，数字经济领域的拒绝交易、自我优待行为，以及其他许多损害公平竞争、损害厂商和客户正当权益的行为，很容易得到大规模、高频率、隐形化实施。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，应该设立更加综合性的分析框架，即对企业业务组合和商业模式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，以及对企业实体业务行为与资本市场行为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。一些研究者还认为，一个平台企业封禁其他同类平台企业，如禁止链接、设置联通和转换障碍，也属于自我优待。

数字经济领域的资本进入也非常积极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比较活跃，又进一步导致市场行为的复杂化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企业是否将新产品进行强制性、误导性销售，或者将新产品与已经广受欢迎、具有刚性需求的老产品进行捆绑销售。

但是，执法机构应该细致区分不同类型、不同情形下拒绝交易的属性，并实行区别对待。数字经济领域拒绝交易的主要形式包括封禁、断链、限流、降低便利性等。当然，定价行为还涉及到所谓的价格歧视行为，包括大数据杀熟。另一方面，产业组织研究不但早已建立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之上，而且越来越吸收行为经济学、企业成长理论、创新增长理论的成果，从而对企业行为的分析越来越令人信服。

平台的自我优待有很多方式，譬如把自营商品放在更显眼的位置、安排更优先的配送、诱导客户给予更多的好评，或者对重要的竞争性厂商采取相反的措施。例如，一个平台拒绝与另一个平台链接和联通，会使人们觉得很不方便。电商平台收集其他卖家数据来帮助自营商品的营销，也属于自我优待行为。总的来看，对多种行为进行合并分析的复合视角，由多个机构进行联合调查与综合研判的跨部门合作机制，应该成为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的新常态。

复合视角得出的结论与单一视角截然不同，但对于数字经济领域而言，可能更趋近于正确判断。对于数字经济领域拒绝交易行为，应该根据其特点，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制，主要就是应该关注拒绝交易行为，以及自我优待等行为的自动性、隐秘性带来的危害。

这个学派的重要执法人物非常注重对巨头企业行为的分析。自我优待在传统市场中也存在。

其次，政府即使要对一些拒绝交易行为进行规制，也应该审视具体的拒绝交易行为到底适用哪部法律、应该由哪个机构来实施，例如，对拒绝兼容和链接的行为，到底是应该诉诸电信设施、通讯网络方面的互联互通法律法规，还是应该诉诸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方面的法律法规。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不能建立在诛心理论的基础之上。数字经济领域的拒绝交易，由于大部分都基于信息网络设施，就涉及互联互通及最低限度兼容问题。很可能，需要从算法、数据利用等角度来审视企业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不良和不法行为。在现实当中，众多初创小企业尽管掌握了一些独特的创新性技术、产品或商业模式，但是普遍而言，它们的产业化能力远不及大企业，管理水平和营销能力更是致命短板，被在位大企业并购是不错的选择。从已有的产业组织理论来看，许多这类竞争属于浪费性竞争（wasteful competition）。

即使被并购的小企业后来破产歇业了，或者完全失去独立性而成为大企业的一个部门，也只能从事后结果来说这项并购是杀手型，如果说大企业在并购前就旨在将这些小企业杀死，就属于诛心理论。并购者在之后会将被并购者扼杀掉，或者将其边缘化，以消除潜在威胁和颠覆。

如果企业在实体业务和资本市场之间实行交叉补贴，就应该考察企业家、投资家是否对资本市场实行了误导和欺诈。此外，即使实行兼容或链接，但只要设置非常严厉的规则，一旦链接者超出规则，即可以断开链接或进行其他惩罚。

完全可以说，数字经济将呼唤更频繁的、更大范围的综合考察与联合行动。此外，风险资本大量进入这些行业，助长了受资企业为抢夺市场份额而竞争（competition for market），以及为抢夺流量而竞争（competition for stream）的行为，这类竞争常常采取资本补贴的残酷方法而进行，这就是所谓的烧钱竞争。

最后，上述种种情形，都会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冠军通吃剩者为王预期，会刺激企业和投资者以激进和激烈方式进行价格和补贴竞争，以及其他方面的竞争。定价与补贴 首先应该受到关注的企业行为，就是定价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补贴。欧盟对一般性拒绝交易行为是接受的，只有在企业滥用必需设施实行拒绝交易行为时，才会进行规制。首先还是应该认识到，一般性的拒绝交易是一种正常权利、正当选择。

数字经济领域的自我优待行为，以及其他许多行为，与数据的采集、使用、流转密切相关，与数据作为资产所需要的要件、数据资产的界定方法、对数据资产进行经营的前置条件密切相关，也与算法以及其他技术方法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密切相关，这些都必将是数字经济反垄断、反不正当竞争所面临的重大技术性难题。不过，大企业并购同行业或关联行业的小企业，或者投资乃至控股这类初创小企业，是否属于大企业阻断潜在竞争的行为，是否会导致大企业走向垄断，非常难以判断。

平台对入驻的商家，也可能会设置一些限制性条件，譬如限制它们入驻其他平台，一旦商家触犯这些条件，平台就会对它们采取惩罚性措施，最严厉的措施就是逐出，从而出现所谓的二选一现象。对于技术性的排他和歧视行为，例如对于搜索平台利用索引、算法、排名方法、排序方式而实施的排他和歧视行为，也应该给予关注并进行深入分析。

因此，政府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，必将面临一个广义的职责范围。首先就是已经提及的通过免费方式培养客户对互联网的认知和习惯。

另一方面，数字经济领域的拒绝交易行为的自动性、隐蔽性非常强，人们和厂商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拒绝交易，甚至被拒后仍不知情。不过，自我优待是否可以被判定为不正当竞争，或者强化了垄断，需要谨慎对待。杀手型并购在传统行业也存在。总之，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，更加注重对企业行为的关注，特别是对少数关键企业行为的关注，不但越来越多地与反不正当和不公平竞争结合在一起，而且越来越多地涉及有争议的企业行为，譬如互联网巨头企业对社会舆论、社会氛围有重大影响的行为，以及它们对脆弱实体行业造成突然冲击的行为，等等。

再次，互联网及相关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新通用技术，以及大数据成为新通用资产，使得数字经济领域的一些先占者、优胜者，特别是平台领域的巨头企业，可以获取巨大的范围经济性和延伸优势，有助于它们使用更加复杂的交叉补贴式定价方法。搜索引擎如果有自营电商业务，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搜索降级，在索引、算法、排名方法、排序方式上进行不利于其他经营者的处理。

总的来看，这些情况都意味着，反垄断部门将可能更多地考虑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、数据安全保护部门、资本市场监管部门等机构联合调查或联合执法。但是在数字平台领域，由于搜索和匹配可以在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进行，而且数据和算法可以显著放大搜索和匹配的分际，无疑极大地有助于平台企业的自我优待行为。

摘要：与传统工业行业不同的是，数字经济诸多领域属于新兴和新生行业，技术和产品状态处于快速变化和迭代之中，市场结构和企业地位都处于不稳定进程中，基于市场结构的分析框架已无法应对复杂现实，而新的产业组织理论也支持对企业行为，特别是巨头企业的行为给予更多关注。而且，算法和软件的强大功能，可能使大量的人们和厂商被拒绝交易，从而形成社会公愤。